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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erica Return to God Prayer Movement
《美國的迷失》——失去信仰的美國
作者：Jim Nelson Black 楊長慧譯
歐洲的啟蒙運動撒下的叛逆種子，1960年代在美國開花結果。法國的激進分子要擺脫教會及帝王的權柄，美國的嬉皮士無法無天，拒絕任何約束，一心追求「性、迷幻藥、搖滾樂」；雨種的挑釁和叛逆同出一轍：棄絕神、棄絕聖經。
十八世紀的哲學家，伏爾泰(Vololtaire)、盧梭(Rousseau)等十多位激進派人物，自稱為新人類(new men)，要完全擺脫遇去的傅統及風俗，尤其是信仰的傅統，影響至深。60年代，美國的年青人向社會公認的價值挑戰，要作父母輩視為禁忌的事；嬉皮士效法新人類，誓言建立「時代的新秩序」。
60年代的激進分子是徹頭徹尾的「反文化」門士，刻意以言語、行為、外表來表達憤怒和不滿。當中許多出身富裕，卻憎恨「中產階級的價值觀」，不願遵守長輩及所傅承的倫理道德。嬉皮士、氣象員(Weathermen，新左派組織)、黑豹黨(Black Panthers)及受共產主義影響的學生，都稱他們的動機在改造社會，實際上在徹底摧毀社會。他們深受馬克思(Karl Marx)和尼采(Friedrich Nietzsche)昀影響，受虛無主義(Nihilism)的用語及方法洗腦，明顯是無政府主義者。
他們嘲笑美國的基督教傅統，接納本地土著宗教、形而上的教派、瑜伽、中國的易經、禪宗、藏傅佛教，敬拜大地女神蓋亞(Gaea)，沈迷軟性毒品，崇尚自由的愛和同居，摒棄所有中產階級的道德。三藩市的黑特阿什伯利街(Height-Ashbury)、紐約市郊的胡士托(Woodstock)、加州埃爾塔蒙鎮(Altamont)的滾石音樂會，年青人徹夜狂歡，傾盡全力剷除基督教，認同異教信仰。
新的道德秩序
前海軍上尉柯雲斯(Mackubin T．Owens)在National Review On-line的一篇文章中指出，一般美國人對60年代有雨種截然不同的觀點。左派人士相信, 60年代是人類精神的分水嶺，帶來高貴的積極精神和理想主義的自我犧牲。這或許屬實，但並非正面的成就。另外一種則比較接近事實，認為60年代的「青年充滿浮誇之言，不可一世，擁戴馬爾庫斯(Herbert Marcuse，1898-1979，德裔美籍哲學家)一類的人為精神領袖，誇耀自以為優越的道德觀。這些自我中心的天之驕子，理直氣壯地把馬克思、格拉瓦(Guevara．古巴革命領導人之一)、范農(Fanon，推動反殖民地運動)等人的共產思想掛在嘴邊。同胞在戰埸上灑熱血、拋頭顱，他們卻對敵人投懷送抱，拉著同胞戰士的後腿」。1
60年代激進主義的核心是虛無主義。他們將殺人不眨眼的兇手，如連環殺手查爾斯曼森(Charles Manson)和黑豹黨的休伊紐頓(Huey Newton)美其名為革命分子。60年代的大衛霍洛維茨(David Horowitz)和彼得科利爾(Peter Collier)在《破壤性的一代》(Destructive Generation)一書直斥其非，揭穿這種詭計。2
不諭激進主義分子如何粉飾，所鼓吹的都是啟蒙時代扭曲了的邏輯，要削弱美國的道德及知讖的架耩。遇去40年，他們哄騙了許多普羅大眾，成功達到目的。
60年代一小群異議分子倡導的低俗文化，透過流行音樂及媒體傅遍了全美國，今天的我們正在吃當日的惡果。不幸的，社會中許多缺乏識見的人也受到瞞騙，墮進了陷阱。
專欄作家及小說家克萊恩(Joe Klein)對美國社會道德渝亡及所產生的影響，作出了精闢的分析：我們很難精準地指出相對的道德覯何時成為可接納的公眾政策——但從60年代開始，道德權威的架構已經從最貧窮的地區中有計劃地被逐步剷除。法院的一連串判決使教師無法管教學生，使房屋署無法審核住客，使警察巡邏被視為武力侵佔而撤消。社會福利政策從未考慮遇道德後果，媒體文化不但不提倡美德，反而鼓吹放縱。亞當斯密(Adam Smith，1723-1790，英國經濟家)早已於兩百年前指出，放縱使有錢人腐敗，但卻使窮人毀減。3
在此濁世，以螳臂擋車、愛民救亡的人付上極大的代價，面對極大的艱難。森林大火和洪水會使地形改燮，不道德的狂風橫掃美國，道德地平線也在遷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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